杨富学 张海娟 | 凤翔屈家山蒙古纪事砖及相关问题
屈家山又名紫荆山，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陈村镇紫荆村西1000米，地处汧河东岸的三级台地之上，地势西高东低，呈缓坡状，西南距凤翔县城9公里。遗址由城堡及古墓葬群两部分构成，城堡东西宽70米，南北长120米，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每个台地的断面上均暴露有夯土城墙，地层堆积在0.4—2米之间，出土元代建筑砖瓦、黑釉瓷片等遗物良多。古墓葬群位于紫荆村委会以西150米的陈村镇第二中学操场后面的断崖处，面积不详。
2003年以降，屈家山遗址相继出土纪事砖、画像砖及“屈术之茔”墓碑等重要文物多件，还有元代屈氏蒙古族城堡与墓葬遗址。现存“屈术之茔”墓碑为清代重建之物，碑石正面刻文记载了重修之缘起（图1）：
亘千古来世系大族者必有家谱，昭穆之辨恒于斯，高曾之辨亦于斯，余族百室本属大元苗裔，世无家谱，所可凭者，坟碑耳。第自元末迄今四百年，所立石碑几坏，文亦将湮，继世耳孙不惟昭穆无由辨，并水源木本亦何从而识也，于众共议委立新碑，仍将原文誊录于后，不敢增减文字，聊存真派而耳矣。
正题为“大元故钦授初立凤翔府城子达鲁花赤屈术之茔”，正题之首有一“日”字，书于一圆圈内，作
在正题之下有正文6行，曰：
这一记载说明，该碑原立于元至正元年，清朝乾隆八年由凤翔屈姓后裔进行了重修。该碑中的许多人物可与纪事砖的有关记载相对应。
屈家山发现的蒙古族城堡、墓葬遗址等，尤其是其中的纪事砖，对于我们探讨13世纪初蒙古人在凤翔地区的历史活动、凤翔屈氏家族之族源、世系，乃至窝阔台家族与塔塔统阿、耶律楚材家族之关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们既可弥补传统史料记载之不足，又可订正其间的讹误，堪为研究之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该出土物一直私藏民间，秘不示人，故一直不为学界所知。在多方人士的沟通与协调下，笔者于2013年4月6—8日亲赴凤翔当地进行考察，得以亲睹实物，并获得授权准予发表。除我们二人外，同行的还有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金云峰教授、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彭晓静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利亚女士。参访期间得到陕西凤翔屈氏家族历史研究会屈晓波会长及族人屈凌翔先生、屈晓梅女士的大力协助，于此深致谢意。
二、纪事砖录校
纪事砖呈正方形，长、宽各33厘米，厚4厘米，共21行，行22字，除掉空白，共计419字（包括损毁文字和注释性小字），行书，保存较为完好，仅有少数文字残毁，但可以补出，补出之字，外加□表示。现录文如下。
1. 祖古尔罕乞伦朦骨孛尒祇觔乞牙氏，
2. 马年壬午（1222年）秋月、狗年丙戌（1226年）春月，清吉思罕忒木津、太师国王木
3. 忽里统那颜擹马赤骑军数十万，雄征（征）金朝都邑凤翔城，
4. 败之。王罕驾崩，天命父罕兀歌歹合罕。牛年乙丑（1229年），临吉菉河【一】
5. 源头大兀耳朶，嗣大罕位。[3] 兔年壬辰（1231年）春月，统那颜擹【二】马赤骑
6. 军三十万，渡黄河，越京兆，猛攻凤翔守城金军，泣血屠城
7. 三月余。金朝守城都帅完颜合 达弃城，遁京兆、潼关，迯河
8. 南。凤翔重邑终归大合罕兀露思。
9．父罕【三】曰：“关秦，汉称雍邑，天府国，农土厚地广沃，滋养那匼儿【四】。”
10. 要地，赐罕子合剌察儿子孙。凤翔农土封分一万五千
11. 户，兀耳朶二宫帐，子通汉儒文律、服御，质素慎守家国，立
12. 国大民众之罕。父罕曰：“父，方远北漠，重负，未能顾及，脱塔
13. 黑、剳耳歹、脱因不花，皇孙，幼岁慈律教，维茁根苗。荅荅统
14. 阿子剳耳塔阿、耶侣楚裁子古耳吉歹，于汉书无不读，论
15. 天下事精博，佑助家国凤翔。”合剌察儿曰：“父罕诏恉厚望，
16. 治汉地凤翔。”始至，招抚流民，赐民田足居，禁妄杀，减课税，
17. 耕荒屯田，寘凤翔路总管府达噜噶齐[4] 奥鲁事，辖庶民，安
18. 居，自赋课税，余征南家思【五】，需之，陇汧河、秦本山、兀耳朶，合
19. 剌察儿王祇受。
20. 兔儿年辛卯（1231年）九月秋露日（三日）路府剳付古耳吉歹、
21. 答剌罕都护剳耳塔阿载书。
【校注】
【一】“吉菉河”，即克鲁伦河，发源于蒙古国肯特山东麓，流经中国而注入呼伦湖。“克鲁伦”，蒙古语，意为“光润”。克鲁伦河上源水草丰茂，为成吉思汗龙兴之地，故窝阔台于这里即大汗位。
【二】“擹”，依拓本，似为“撒”，但“撒马赤骑军”不词。观诸实物，可知拓本失真，应为“擹”字，形似而误。探马赤军为蒙古汗国和元朝军队的一种，系精锐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驻扎镇戍于被征服地区。[5]
【三】“父罕”，结合上下文，显然是指窝阔台。
【四】“那匼儿”，元代文献多作“那可儿”，蒙古语作nökör，意为“护卫”、“伴当”。[6]
【五】“南家思”为蒙古人对南宋人的称谓，由汉语“南家”（南人）加蒙古语复数词尾“思”构成。《史集》有谓，“乞台，哈剌契丹，至那（ǰīn，应为金——引者）和蒙古人称为南家思”。[7] 该文献还记载：“他来到南家思、唐兀惕和女真边界上的一个地方，女真君主派遣使者送来了大盘珍珠。”[8]
关于蒙古军三征凤翔，《金史》《元史》《蒙兀儿史记》等汉籍文献多有记载，但不见于《史集》和《蒙古秘史》等域外文献与少数民族典籍。吾人固知，凤翔是连接西北西南的交通要道，“南控斜褒，西达伊凉”，向北可通大漠，向南可达蜀地，东通河南，西抵甘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9] 加之当地自然气候优越，“天府国，农土厚地广沃”（纪事砖语），适于耕作，古来经济发达，故而成为金宋、金蒙的必争之地。从史籍记载看，蒙古国时期曾三度征伐凤翔，唯史书记载颇为零散而简略，互有抵牾，屈家山纪事砖的发现有助于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纪事砖载：在马年壬午秋月和狗年丙戌春月，清吉思罕忒木津（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太师国王木忽里（木华黎）曾统领探马赤军数十万征金凤翔，但皆以兵败而告终。及至兔年壬辰（即1231年）春月，兀歌歹汗（窝阔台汗）统蒙古军三十万再攻凤翔，历经三月余的厮杀，才终于攻陷其地。纪事砖对蒙古军三征凤翔的记载与传统史料大体一致，但细节上不无差异，有待考证。
从纪事砖看，蒙古军首征凤翔是由成吉思汗亲率的，第二次才由木华黎率领。而史书的记载却正好相反。二者比对，可证应以史书记载为准。纪事砖之所以将成吉思汗置于木华黎之前，可能出于对成吉思汗的崇敬之情。
蒙古第一次出兵攻伐凤翔是由木华黎率领的，纪事砖写作“太师国王木忽里”。木忽里即木华黎，又作木合黎（1170—1223年），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成吉思汗最卓越的战将之一。《元史·太祖纪》云：“十八年癸未春三月，太师国王木合黎薨。”其中的“太师国王”之称与纪事砖完全一致。他当时率军渡过黄河，攻克同州和蒲城，派得力大将萌古不花（又作蒙古蒲花）沿渭河而上围攻凤翔，自己则渡渭河进攻京兆（西安）。[10] 对于木华黎进兵凤翔之时间，纪事砖记其为“马年壬午秋月”，即1222年秋，与传统史料略有差异。
《元史·太祖纪》记为1222年春：“[成吉思汗]十七年壬午春，木华黎军克干、泾、邠、原等州，攻凤翔，不下。夏，避暑塔里寒寨。”[11] 而同书《木华黎传》却言为十七年壬午冬：“壬午冬十月乃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径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遣按赤将兵三千断潼关，遂西击凤翔。月余不下……乃驻兵渭水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岭关，徇宋凤州而还。”与《木华黎传》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元人永卣所撰《东平王世家》，其中言称：壬午冬，蒙古军陷河中（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木华黎以石天应守之，然后“引兵渡河，西次同州，下蒲城，入关，径至长安。长安城坚，不得入……遂西击凤翔，月余不克，乃军于渭水之南。”[12] 二者应出来同一史源。
《金史》对这一事件有多处记载，但所载年份有抵牾之处，有系于1222年者，也有系于1223年者。即使系于1222年者，具体月份也有差异，其中以《宣宗纪下》所载最为周详：“[元光元年十一月]戊辰，大元蒙古蒲花攻凤翔府。十二月……己丑……大元以大军攻凤翔。二年……二月……己亥，凤翔围解。”从这条记载看，金元光元年（成吉思汗十七年，1222年）十一月，蒙军先锋蒙古蒲花开始进攻凤翔。十二月，蒙军主力，即木华黎所率大军开始攻凤翔。翌年二月，蒙军兵败而遁。
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金史·马庆祥传》，其中亦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闻大将萌古不花将攻凤翔，行省檄庆祥与治中胥谦分道清野”。同书《内族白撒传》载：“元光元年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来者，称国王木华里悉兵沿渭而西，谋攻凤翔，凤翔既下乃图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践二麦以困我。’未几，大兵果围凤翔，帅府遣人告急。”同证萌古不花抵达凤翔在十一月，木华黎抵达在十二月。该书《完颜仲元传》称：“元光元年，知凤翔府事。凤翔被围，左监军石盏合喜来济军。”未载具体月份。屠寄也以成吉思汗十七年十一月说为是：
十有七年，十一月丁未，木合黎拔同州，遂下蒲城，径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固守不下。戊辰，都元帅蒙古不花攻凤翔，不克。十二月，木合黎自将攻之，仍不克。时金将颜盏虾蟆守凤翔。是月，行在忽毡河。[13]
《金史》的另一种说法将木华黎征凤翔系于1223年春。《金史·赤盏合喜传》载：“元光元年，大将萌古不花攻凤翔，朝廷以主将完颜仲元孤军不足守御，命合喜将兵援之。二年二月，木华黎国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骑数十万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百里间皆其营栅，攻城甚急，合喜尽力，仅能御之。”这里言木华黎兵围凤翔时当元光二年（1223年）二月。与之可互证的有同书《杨沃衍传》，其文言：“[元光]二年春，北兵游骑数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战于野猪岭，获四人而还。俄而，兵大至，驻德安寨，复击走之。未几，大兵攻凤翔还，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颜查剌破于石楼台，前后获马二百、符印数十。”同书《郭虾蟆传》亦载：“元光二年，夏人步骑数十万攻凤翔甚急，元帅赤盏合喜以虾蟆总领军事。”瑞典学者多桑即采此说：
1223午2月（实为阴历二月——引者），木忽黎攻凤翔府，昼夜苦战，四十余日不下，将由河中（蒲州府）北还。金元帅侯小叔袭河中，破之，杀蒙古帅石天应，焚浮桥而退。木忽黎以天应子斡可代领其众。4月（实为阴历四月——引者），木忽黎自率河中帅师还至解州闻喜，疾笃。[14]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金史》《元史》所载蒙古军首征凤翔的具体时间有三：1）成吉思汗十七年壬午（金元光元年，1222年）春；2）十七年壬午冬十一月；3）元光二年（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年）二月。综合各记载，余大钧推定为成吉思汗十七年“岁冬至翌年春之事”。[15] 纪事砖言为马年壬午（1222年）秋月，年份与前二说合，但季节不合，可称为第四种说法。
关于蒙古军第二次攻伐凤翔之时间，纪事砖记为狗年丙戌（1226）春月，即1226年春季。《元史》无载，《金史》《蒙兀儿史记》《多桑蒙古史》均记于1227年，唯具体时间，史有不同。《金史·撒合辇传》载为正大四年（1227年）春：“正大四年，大元既灭西夏，进军陕西。四月丙申……上曰：‘已谕合达尽力决一战矣。’”《爱申传》所载同之，但更为详尽：“正大四年（1227）春，大兵西来，拟以德顺为坐夏之所，德顺无军，人甚危之。爱申识凤翔马肩龙舜卿者可与谋事，乃遗书招之……既至，不数日受围，城中惟有义兵乡军八九千人，大兵举天下之势攻之。爱申假舜卿凤翔总管府判官，守御一与共之。”
《金史·哀宗纪上》又系其事于秋七月：“正大四年秋七月，大元兵自凤翔徇京兆，关中大震。”《金史·纥石烈牙吾塔传》载：“正大四年，大兵既灭夏国，进攻陕西德顺、秦州、清水等城，遂自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显然二者所言为同一事。
《金史·撒合辇传》系之于秋八月：“正大四年八月，朝廷得清水之报，令有司罢防城及修城丁壮，凡军需租调不急者权停。初，闻大兵自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带兼司农卿，签民兵，督秋税，令民入保为避迁计。”
综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的东征过程大致为：正大四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丁亥春正月，成吉思汗留别将进攻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自己亲率大军师渡河攻金积石州（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二月破临洮府（今甘肃临洮县），三月破洮州（今甘肃临潭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西南）和西宁州。同月，其弟斡陈那颜拔信都府（今河北冀州市）。夏四月，成吉思汗到达平凉府西之龙德，拔顺德（今宁夏隆德县）等州。至秋七月（或八月），元兵已攻取西安府境内多处。纪事砖记载蒙古军二征凤翔事于狗年丙戌（1226年）春月，应有一年之误差，被提早了一年。
这次战役，纪事砖言成吉思汗曾亲临凤翔，可与《元史》《黑鞑事略》的记载相印证。《元史·木华黎传》谓：“厥后太祖亲攻凤翔，谓诸将曰：‘使木华黎在，朕不亲至此矣。’”南宋人彭大雅撰《黑鞑事略》载：“[王檝]后随成吉思攻金国凤翔府，城未破而成吉思死……嗣主兀窟䚟（窝阔台）含哀云：‘金国牢守潼关、黄河，卒未可破。我思量凤翔通西川，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黄河。后来遂自西川迤逦入金、房，出浮光，径造黄河之里，竟灭金国。’”[16] 这里明载成吉思汗未破凤翔而身先亡，至于其后是否破凤翔未予交待。《金史·哀宗纪上》言正大四年“大元兵自凤翔徇京兆”，给人以凤翔曾为成吉思汗所破之错觉，故《多桑蒙古史》有“兵入凤翔”之谓。[17] 纪事砖亦明言蒙古军未曾破其城，与《黑鞑事略》的记载可互证。按笔者的理解，纪事砖为当地人记当地事，凤翔城是否被成吉思汗攻破，属于大事一桩，断不至于出现完全相反的记录，当属可信。再者，设若成吉思汗攻破其城，何以四年后又有窝阔台汗的第三次猛攻凤翔呢？若此推测不误，则“大元兵自凤翔徇京兆”的意思就应该是当时成吉思汗攻凤翔不下，遂越过其地，转其兵锋直趋京兆。
蒙古军第三次兵伐凤翔是由太宗窝阔台率领的，据纪事砖记载，窝阔台于“兔年壬辰春月”，即1231年春季率军出征凤翔，历经三月余的激战，终克其地。关于这次征伐，史书记载较详。《元史·太宗纪》云：
二年（1230年）庚寅……秋七月，帝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凤翔……十一月，师攻潼关、蓝关，不克。十二月拔天胜寨及韩城、蒲城……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命拖雷出师宝鸡。
与之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元史》卷115《睿宗纪》：
明年庚寅秋，太宗伐金，命拖雷帅师以从，破天城堡，拔蒲城县，闻金平章合达、参政蒲阿守西边，遂渡河，攻凤翔。会前兵战不利，从太宗援之，合达乃退。
从中可以看出，窝阔台于二年（1230年）秋七月率师南征，于翌年春二月攻克凤翔。这与纪事砖所载一致。但纪事砖进一步言当时窝阔台所率为探马赤军三十万，为史书所不载，可补史书之阙。根据纪事砖，结合《元史·睿宗纪》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蒙古军渡过黄河后，越过京兆即今西安而猛攻凤翔，攻陷之后曾“泣血屠城三月余”，此亦为史书所未载。纪事砖载金朝守城都帅为完颜合达，战败后弃城东逃京兆、潼关，再逃至河南。此与《元史·睿宗纪》《金史·完颜合达传》和《金史·哀宗纪上》的相关记载契合。
由是可见，传统史料对于蒙古军三征凤翔之事的记载存在着一定差异与疑问，可与纪事砖的记载互相勘正，有助于探求历史的真实。尤其是对于窝阔台的征伐，纪事砖所载与传统史料比较一致，尤有进者，有些记载不见于史乘，可补史料之阙，颇具价值。
四、凤翔屈氏系出窝阔台苗裔说
纪事砖及墓碑出土地紫荆村住户以屈氏为主，尽管屈姓为汉族之姓氏，但当地屈姓人却坚信源出蒙古，祖先为“脱脱丞相”。其家族世代供奉的“宗族影”（即祖案）以及当地人至今所保留着的诸多颇具蒙古草原游牧民族色彩的习俗与传说（详见下文），皆表明该家族具有非同一般的来源与历史进程，而纪事砖及墓碑的出土则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更为确凿的证据。
屈家山墓碑正题为“大元故钦授初立凤翔府城子达鲁花赤屈术之茔”，碑文记述了屈氏祖先及其任职，立碑人为曾孙那海。由是可见，该墓碑乃是世袭凤翔府达鲁花赤之位的那海为其先祖屈术勒立的。碑文所涉数人，如扎儿台、答剌罕哈剌铁木儿（脱脱大王）、脱因不花等皆是颇具特色的蒙古族人名。又，以“台/歹”、“铁木儿/帖木儿”、“不花/补化”作为前缀或后缀的名字在蒙古人中亦颇为常见。[18] 因此，屈术家族当族属蒙古，乃蒙古族后裔。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碑额所题“大元天潢”。吾人固知，“天潢”一词在天文学领域和文学界很多见。作为星宿名出现时，所指不一，如《晋书·天文志》作“天子得灵台之礼，则五车、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指代毕宿中的五星；《史记·天官书》记“王良……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又称“天津”星为“天潢”；《汉书·天文志》亦曰：“王梁……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此亦以天津星名天潢。而文学作品之“天潢”则指皇室，称“天潢贵胄”。北周庾信《故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有“派别天潢，支分若水”之语，[19] 碑石铭文多具有较高文学性，屈家山墓碑所谓“天潢”可作“皇族分支派别”理解。该碑既以“大元天潢”作碑额，足见屈氏当出自蒙古黄金家族。
那么，屈氏家族究竟源出黄金家族中的哪一支呢？要解决这一问题，便需将凤翔出土的文献数据与蒙元传统史料及数据结合起来进行稽考。
墓碑既然是为屈术而立，则屈术应即屈氏家族中充任凤翔达鲁花赤之职的第一人。达鲁花赤乃蒙元时期特有的职官，肇始于成吉思汗时期，终元一代而不废。前文已述及，蒙古统治者三征凤翔，及至1231年才由窝阔台汗克之。那么凤翔府达鲁花赤之初立，最早即可溯源至此时。而风翔出土之纪事砖亦云“父罕（窝阔台）曰：关秦，汉称雍邑，天府国，农土厚地广沃，滋养那匼儿。要地，赐罕子合剌察儿子孙凤翔农土，封分一万五千户，兀耳朶二宫帐……”纪事砖书于兔儿年辛卯（1231年）九月，是年春，窝阔台经三月苦战，终克凤翔。可见，窝阔台汗在攻取西北重塞凤翔后，即以其地封授四子合剌察儿。
窝阔台分封合剌察儿（又作“哈喇察儿”）据守凤翔时，皇孙“脱塔黑、剳耳歹、脱因不花”尚在幼年。其中的剳耳歹、脱因不花之名又见于屈家山墓碑。碑载：风翔屈氏家族之高祖为哈失，曾祖为扎儿台，曾伯祖为答剌罕哈剌铁木儿（脱脱大王），曾叔祖为脱因不花。显而易见，纪事砖与墓碑是契合的，如墓碑之“扎儿台”，即纪事砖之“剳耳歹”；墓碑之“脱因不花”更是与纪事砖所见完全相同。另外，波斯文文献《史集》记哈喇察儿有子曰Totaq，又作Totoq或Xytoq，[20] 汉译本分别译作“脱塔黑”、“秃秃黑”、“忽秃黑”。[21]《史集》整理者又指此“脱塔黑”即《元史·宗室世系表》之“脱脱大王”，恰又与墓碑之记载不谋而合。是证，“脱塔黑”亦即纪事砖所见之“脱塔黑”。如是，纪事砖之“脱塔黑”，墓碑之答剌罕哈剌铁木儿（脱脱大王），波斯文《史集》之“脱塔黑”，《元史·宗室世系表》之“脱脱大王”皆为同一人。凤翔民间所言“脱脱丞相”，盖“脱脱大王”之异称也。
综上可见，纪事砖及墓碑所记乃为同一家族，据此可推定，墓碑之“高祖哈失”，无疑即纪事砖之“合剌察儿”。蒙元传统文献数据对于窝阔台诸子及其活动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也可左证笔者的上述推断。
《元史·宗室世系表》记窝阔台有七子，分别为贵由、阔端、阔出、哈喇察儿、合失、合丹、灭里。《史集》对此的记载与《元史·宗室世系表》相同，而《蒙兀儿史记》亦有记上述诸子，仅排行次序有所不同。[22]再结合纪事砖之记载，可看出窝阔台确有子名曰哈喇察儿者。
观墓碑之“高祖哈失”，读音与窝阔台第五子合失颇近。二者是否为同指呢？需略作考证。合失生于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1235年生子海都，驻于中亚海押里（又作海押立），为窝阔台汗国的奠基者。海都及其后继者长期与元中央政府为敌，终元朝灭亡而止（严格说来，成宗之后，窝阔台的继承者就没有多大势力了）。以理度之，元朝辖下的凤翔屈氏断不会攀附叛王而奉之为祖。宋人彭大雅、徐霆曾于太宗窝阔台时出使蒙古，归朝后成书《黑鞑事略》，记其见闻。书中有云窝阔台诸子及宰相：
其子，曰阔端；曰阔除；曰河西䚟，立为伪太子，读汉文书，其师马录事；曰合剌直。其相四人：曰按只䚟，黑鞑人，有谋而能断；曰移剌楚材字晋卿，契丹人，或称中书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称将军，共理汉事；曰镇海，回回人，专理回回国事。[23]
王国维又根据《元史·宗室世系表》所列窝阔台七子，考证出“合剌直”即哈喇察儿，可谓得其鹄的。可以认定，“合剌直”乃“哈失”之谐音也。可见，合剌直、哈喇察儿、哈失，实为同一人也。同时，徐霆于彭大雅所记之后，补述道：
霆至草地时，按只䚟已不为相矣，粘合重山随屈术伪太子南征，次年，屈术死，按只䚟代之，粘合重山复为之助，移剌及镇海自号为中书相公，总理国事，镇海不止理回回也。鞑人无相之称，只称之曰“必彻彻”者，汉语“令史”也，使之主行文书耳。[24]
由是可见，在徐霆出使蒙古草原之翌年，率军南侵的屈术太子不幸亡故。关于此“屈术太子”，蒙元史料多无所记，但可以肯定他应为《黑鞑事略》所记窝阔台诸子之一。王国维认为徐霆于窝阔台七、八年（即1235、1236年）出使蒙古[25]，由是推之，屈术应亡于1236—1237年间。是时，窝阔台年约五十（生于1186年），推之，其子屈术亡时当不过三十岁左右，恰值青壮年，正与《蒙兀儿史记》“哈喇察儿大王，早薨”之载相符。屈术亡殁之年距（至正元年，即1341年）那海立碑仅百年有余，共历四五代人。推而论之，屈术当即高祖哈失。是故，可以认为，合剌直、哈失及屈术皆为同一人，即窝阔台之第四子哈喇察儿。
那么，系出窝阔台家族的哈喇察儿王后裔是于何时及何因袭居陕西凤翔呢？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探讨风翔屈氏家族与窝阔台家族之关系亦不无裨益。
诚如前文所述，《元史》《史集》及《蒙兀儿史记》等蒙元史料对于哈喇察儿王皆有所记，但过于简略，仅有寥寥数语，甚至封地（乌鲁斯）所在都不明确。所幸屈家山纪事砖及墓碑为我们探究哈喇察儿王后裔及其在凤翔的历史活动提供了依据。
依纪事砖所载，窝阔台以凤翔农业发达，战略地位重要而封赐四子哈喇察儿居之，并于其地建斡耳朵。是时，皇孙脱塔黑、剳耳歹、脱因不花年幼，为了协助哈喇察儿护守家国，窝阔台特遣“塔塔统阿子剳耳塔阿、耶侣楚裁子古耳吉歹”以为辅弼（详后）。足见窝阔台对凤翔之地的重视。
吾人固知，成吉思汗统一漠北以后，按照蒙古黄金家族财产共有及家产分配体例，将其领地、属民及军队分授给诸弟诸子，其后相继登临汗位的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等人皆沿用此制。可以说，分封制贯穿于蒙元王朝始终。依制，受封诸王在其分地上享有较完全的征税、行政审判、军事、驿站等权力。[26]
合剌察儿在获封凤翔之后，同其他受封诸王一样，对其地行使封君之权。由于凤翔屡遭兵燹之灾，田地荒芜、盗寇猖獗，人民流离失所。为了恢复生产、整顿社会治安，合剌察儿“招抚流民，赐民田足居，禁妄杀，减课税，耕荒屯田”，使当地状况得以快速好转。合剌察儿职任“凤翔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奥鲁事”。“达噜噶齐”即达鲁花赤，亦作答鲁合臣，为蒙古语darugaci的音译，意为“镇守者”，汉文文献称之为“监”，即监某州、监某府、监某路。达鲁花赤为所在地方、军队及官衙中最大监治长官，握有管理户籍，收支赋税，签发兵丁之实权。奥鲁则为蒙古语auruq的音译，蒙古军出战，军人上前线，随军家属和辎重留在后方，称为“奥鲁”，“奥鲁，盖本朝军人族属之名也。”[27] 相当于《元朝秘史》所见“老营”、“老小营”、“家每”。[28] 合剌察儿不仅管辖凤翔之农耕、民事、赋税，还兼管凤翔府达鲁花赤奥鲁事，具有行政官员与军事官员的双重身份。另外，从纪事砖“余征南家思，需之，陇汧河、秦本山、兀耳朶，合剌察儿王祇受”的记事来看，在之后蒙古军征伐“南加思”（即南宋）的过程中，合剌察儿家族确实发挥了奥鲁的作用——奉命为蒙古大军提供物资及军事上的支持。
另外，按《黑鞑事略》所记，1235年（或1236年），屈术太子（哈喇察儿）率军南侵，翌年亡殁，与纪事砖所云“余征南家思”之载恰相对应。哈喇察儿极可能即是由凤翔乌鲁斯出发，南侵宋朝之地的。
哈喇察儿亡故后，其子孙承命统辖管理凤翔当地庶务，尤其是凤翔府达鲁花赤一职，一直由其后裔承袭，如墓碑所记，其承传次第为：高祖哈失（哈喇察儿，屈术）→曾祖扎儿台→曾伯祖答剌罕哈剌铁木儿（脱脱大王）→曾叔祖脱因不花→曾孙那海。其中，扎儿台、答剌罕哈剌铁木儿和脱因不花属于平辈，自曾祖扎儿台至那海，中隔祖父与父亲二辈，相对于曾祖扎儿台言，那海称曾孙是合适的，但若相对于高祖哈失言，那海就应称玄孙了。可见，这里的曾孙，是广义，郑玄笺注《诗·周颂·维天之命》曰：“自孙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称曾孙”。此之谓也。
据传统史料记载，哈喇察儿之子脱脱大王（答剌罕哈剌铁木儿）似乎并未一直驻居于凤翔，如《蒙兀儿史记》云：
哈剌察儿大王，早薨，无所表见。子脱脱，蒙格可汗之二年，析斡歌歹可汗原领漠北分地与其子孙。脱脱得叶密立河上地。从驾伐蜀，置老营于河西。中统初，浑都海叛于三盘。营地为所蹂躏。[29]
另外，《元史》所记蒙哥汗继蒙古大汗位后，分迁窝阔台系诸王一事亦有涉及脱脱大王（答剌罕哈剌铁木儿）：
二年夏，驻跸和林。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于别石八里地，蔑里于叶儿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别儿哥于曲儿只地，脱脱于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30]
综上两者可见，在蒙古大汗之位于宪宗蒙哥元年（1251年）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之后，脱脱与新任汗王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蒙哥二年，脱脱获封窝阔台汗旧地——叶密立，后来他又跟随蒙哥出兵伐蜀（1258—1259年），设营河西。中统年间（1260—1264年），忽必烈、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经历了四年内战。浑都海为阿里不哥之党羽，于中统元年九月奉命图谋关中，于六盘山发动叛乱，当时驻于河西的脱脱营地亦受其侵扰。很快被窝阔台子合丹军所平，浑都海被杀。[31]
拖雷系取代窝阔台系成为蒙古大汗，引起了后者的极大不满，两系势同水火。面对汗位轮替这一严峻问题，窝阔台家族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以合失之子海都为首的一派拥有强烈的夺权欲望，不时侵扰大汗之境，更于至元年间（1264—1294年）与察合台后王都哇连手，猖乱西北，极大地破坏了元王朝于西北地区的统治。与之相反，窝阔台子合丹、灭里等人则倒向了蒙哥、忽必烈一方，并因拥立拖雷系而获封赏。随着察合台、窝阔台后王势力的不断膨胀，使得倾心于拖雷系的合丹等宗王难以固守旧地，只得向大汗统治区迁徙。对此，《蒙兀儿史记》有如下记载：
先是蒙格可汗迁合丹所部于别失八里，其后南牧甘肃近边。[32]
结合上述诸史实可见，哈喇察儿之子脱脱因归附拖雷系，不仅得以保全其身，势力甚至延及至凤翔、叶密立、河西等地。忽必烈继位之初，海都以西域为据点发动叛乱，进而造成西域地区绵延四十年之久的战乱。凤翔哈喇察儿一系尽管归顺中央王朝，未参与叛乱，但作为窝阔台家族的一支，元政府势必会对其心存戒备，以防其坐大。这一因素，直接导致了哈喇察儿家族势力的萎缩，最终不得不缱绻于凤翔一地，生息繁衍。高祖“屈术”名称中有“屈”字，子孙遂因以为姓，发展成为当今的屈氏家族。这种情况在蒙元时代汉化少数民族中是司空见惯的。
屈家山纪事砖不仅为我们探讨蒙古大军三征凤翔之历史，破解凤翔屈氏家族之族源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同时还揭示出凤翔屈氏与耶律楚材、塔塔统阿家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纪事砖载，1231年，窝阔台汗攻陷凤翔重邑后，将其地封授给哈喇察儿子孙，令其“通汉儒文律、服御，质素慎守家国”。同时还派遣“于汉书无不读，论天下事精博”的“荅荅统阿子剳耳塔阿、耶侣楚裁子古耳吉歹”辅弼哈喇察儿诸子。此“荅荅统阿”“耶侣楚裁”分别指创制回鹘式蒙古文的回鹘人塔塔统阿以及金朝遗臣契丹人耶律楚材。是证塔塔统阿与耶律楚材二人之子皆因睿智、精通汉文化而受到窝阔台汗的器重，命之辅佐凤翔哈喇察儿家族。
塔塔统阿族出畏兀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原为乃蛮掌印官，1204年，成吉思汗西征，灭乃蛮，擒获了怀印而去的塔塔统阿，有感于其恪尽职守的品格而任用之。蒙元草创，尚无文字，成吉思汗遂命塔塔统阿教授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并创制出回鹘式蒙古文。窝阔台嗣位后，又命塔塔统阿掌管内府玉玺金帛，对其家族颇为礼遇。[33] 而塔塔统阿家族之所以获此殊誉，盖与凤翔窝阔台支系不无关联。塔塔统阿妻吾和利氏曾为哈剌察儿乳母，长子玉笏迷失、四子笃绵皆曾效命于哈喇察儿家族，对此，《元史》有如下记述：
玉笏迷失，少有勇略，浑都海叛于三盘，时玉笏迷失守护皇孙脱脱营垒，率其众与浑都海战，败之。追至只必勒，适遇阿蓝答儿与之合兵，复战，玉笏迷失死之。
笃绵，旧事皇子哈剌察儿，世祖即位，从其母入见，欲官之，以无功辞，命统宿卫。奉使辽东。卒，封雁门郡公。子阿必实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34]
此外，塔塔统阿的另外两个儿子，即次子力浑迷失与三子速罗海也都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受到重用，前者入选窝阔台宿卫，后者则承袭了塔塔统阿之旧职。由是可窥塔塔统阿家族与窝阔台家族，尤其是哈喇察儿支脉密切联系之一斑。
玉笏迷失负责守护脱脱之营地，笃绵职责不详。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玉笏迷失守护“皇孙脱脱营垒”，参与镇压浑都海之乱的记事与《蒙兀儿史记》所记中统初哈喇察儿之子脱脱之营地为浑都海所蹂躏的记载相吻合[35]，可见玉笏迷失在哈喇察儿家族统治区内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推而论之，纪事砖所言官至答剌罕都护之剳耳塔阿必为玉笏迷失与笃绵中的一人。若虑及笃绵之地位远不及玉笏迷失重要，加之玉笏迷失的长子身份，托命之臣当非玉笏迷失莫属。
该纪事砖之书丹即出自塔塔统阿长子玉笏迷失（剳耳塔阿）之手，虽算不得上乘书法之作，但笔力遒劲，对一个刚汉化不久的少数民族——畏兀儿人士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为汉—畏兀儿文化交流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数据。
耶律楚材为契丹皇室后裔，辽亡，其祖父辈入仕金朝，以具有极高汉文化修养而深受金朝统治者倚重。1215年，蒙古军攻入中都，耶律楚材被成吉思汗召为近臣，从征西域。
1229年，窝阔台登临汗位，翌年率军南下攻金，耶律楚材随驾。在窝阔台行将出征金朝凤翔路（今陕西南部）、南京路（今河南中部）之际，耶律楚材向大汗建言应征收地税、商税及酒、醋、盐、铁、山泽之税，以供军需。获准。[36] 果不其然，数月之后，“课额银币及仓谷簿籍具陈于前，悉符原奏之数”。[37] 楚材的税收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据纪事砖记载，1231年，窝阔台攻破凤翔后，曾命“耶侣楚裁子古耳吉歹”辅佐哈喇察儿诸子。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年，耶律楚材出任中书令，子以父贵明矣。
耶律楚材有子二，一为耶律铉，一为耶律铸。[38] 耶律铉之母为楚材之元配梁氏，贞佑二年（1214年），梁氏及楚材母杨氏具随金宣宗南渡，初居东平，后寓嵩山。[39] 壬辰年（1232年）蒙古军围汴京，“以兵乱隔绝，殁于河南之方城”。[40] 而其子耶律铉也不知所终，仅宋子贞言：“[耶律楚材]先娶梁氏……生子铉，监开平仓，卒。”[4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次子耶律铸，不仅政声远闻，而且名震文坛，各种记载不绝于书。铸母为耶律楚材继配苏氏，系苏东坡四世孙威州刺史公弼之女，随楚材常驻漠北和林。
那么，纪事砖所言“古耳吉歹”究竟何指呢？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爬网及比对，系之于耶律楚材长子耶律铉。理由如下。
首先，就年龄言，唯耶律铉可担当之。《元史·耶律铸传》载：“二十二年（1285年），[耶律铸]卒，年六十五”，[42] 可推定其生年为1221年。1998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东岸发现的耶律铸墓志铭更是明载其出生于“巳年（1221年）五月初三日”。[43] 窝阔台攻占凤翔时当1231年春，纪事砖写于1231年秋，是时耶律铸仅11岁，尚属幼年，不可能如纪事砖所言那样“于汉书无不读，论天下事精博”，更遑论辅弼之重任了。耶律铉则不同，其年龄虽然史无所载，但藉由楚材之生年以及生平事迹，大致可推算出来。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44]，其妻梁氏携家眷随金宣宗南渡时当贞佑二年（1214年)，是年楚材25岁，耶律铉当不会超过10岁。转至1231年，耶律铉年约20—30岁，足堪当辅弼重任。
其二，纪事砖所记“古耳吉歹”的经历与耶律铸方枘圆凿，不相契合。
耶律楚材1218年随成吉思汗西征，三年后，于西域生耶律铸。1224年，成吉思汗由西域回师，楚材继续逗留于高昌、肃州等地，直至1227年8月成吉思汗亡故，才被拖雷召回和林。此后，耶律楚材很长一段时间逗留漠北，耶律铸大部分时间都伴于身边。[45] 耶律铸“幼聪敏，善属文，尤工骑射”，故得以“幼岁侍皇储”。[46] 易言之，耶律铸幼年即为皇储的侍读。该皇储何指，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前贤蔡美彪、陈得芝二位先生指为失烈门[47]，认为窝阔台第三子阔出早逝，阔出长子失烈门颇受窝阔台喜爱，谓其仁足以君天下[48]，遂指定其为大汗继承人。[49] 近期，学界新锐王晓欣博士提出新说，认为其中的“幼岁”未必是1235年当年之事，应是前几年之事，皇储可能是阔出，也可能是合失。[50] 至于以何者为是，笔者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耶律铸既在漠北“侍皇储”，就不可能身处凤翔，故辅佐哈喇察儿诸子的“古耳吉歹”必另有他人，当非耶律铉莫属。
综合以上二条，庶几可以锁定1231年春受命辅弼哈喇察儿诸子的古耳吉歹必为耶律楚材长子耶律铉。同年秋，官任路府剳付的耶律铉，即古耳吉歹撰文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事件，继由玉笏迷失（剳耳塔阿）书丹。这就是纪事砖的真正来历。
史乘记载窝阔台家族与塔塔统阿、耶律楚材家族联系密切，尤其是凤翔哈喇察儿一系更是如此，这些与凤翔纪事砖所见暗合。而纪事砖所载事由之详尽，为史乘所不及，在不少地方都充实了史书记载之不足，颇为难得。
以传统文献及屈家山纪事砖、墓碑合勘，可以看出，凤翔屈氏家族与13世纪初入居此地的蒙古族一脉相承，直到今天，凤翔紫荆村屈氏家族尚存之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口头数据，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结论。
凤翔屈氏世代流传“咱老祖宗不在凤翔，而是来自口外”之说法，民间又有“官占平，汗占坳，把我赶到山窝窝”等俗语，其中隐约道出了凤翔屈氏家族并非土著，而由“口外”迁来之史实。此处的“口外”当指“关口外”。关中有四大关口，“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51] 而13世纪早期的蒙古人主要活动于漠北、西域一带，直至世祖忽必烈登临汗位，肇建大元帝国，其势力才扩展至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因此凤翔人所谓的“口外”极可能即指萧关外。萧关位于环江东岸开阔的台地上，为关中地区的北大门户，由此出关向北可达宁夏、内蒙古，西通甘肃，经由兰州、河西，可通西域诸地。萧关之特殊地理位置与凤翔屈氏耆老所言“口外”颇为相符。
众所周知，由于语言、文字、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古往今来的少数民族大多习惯于用本民族语言来称呼、命名各种事物，尤其是地名，诸如山川河流、大漠平原等。后来时移世易，诸多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被逐步汉化，但在日常生活中仍保留着旧时的习惯与各种名称，蒙古人同样概莫能外。屈家山附近即有被称作“大海子”“小海子”的村镇，“海子”者，原指“湖泊”，后演变为村落名称。当非当地汉人的习惯称法，具有较为强烈的蒙古族文化色彩。以“大海子”“小海子”作为地名，在今新疆、内蒙古等蒙古族聚居区颇为常见。
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蒙古族，自古就以放牧打猎为生，其生产生活方式与汉族大相径庭，《黑鞑事略》云：
其食，肉而不粒。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其脊骨可为杓；曰黄羊，其背黄，尾如扇大；曰野马，如驴之状；曰河源之鱼，地冷可致。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燕会不刑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脔而先食，然后食人。[52]
凤翔不仅有富于蒙古族文化色彩的地名，当地人的生活起居、生产劳动也带有深厚的蒙古文化烙印。现在，大海子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蒙古族民俗村，其制作的烤羊肉、烤全羊、羊肉泡，依然是蒙古族人民崇尚的待客之道。
再看屈家山一带的习俗。以往，每逢节日庆祝，凤翔屈氏绳武其祖，常举行摔跤比赛，至今当地还保留不少摔跤场所。当地流行的“吃关节”“端关节”之俗也很独特。屈家祖案轮流摆放，每逢春节，都要给挂祖案的人家献送3升麦子，并在大年初一清早依次到祖案所在家庭拜祖，挂祖案的人家便会宰羊款待，谓之“吃关节”。后来，人口增殖，仅紫荆村现有人口即超过二千，一只羊显然不够分享，于是“吃关节”演变成了“端关节”，即拜祖者从挂祖案的家庭端回一大海碗羊肉回家分食。紫荆村屈姓人家过正月十五不吃元宵，亦迥别于当地汉族。
祖案在凤翔屈氏家族的存在由来已久，上绘制先人画像，其中一幅绘制精美的祖案，有文字云：
历考大元至正元年有石碑，则知户有容像案，及大明万历二十八年，三门各落容像。迄大清康熙十年，复有事于重容，至乾隆四十七年，仍落真影。延及道光八年，又修容案，镂记俚语，以示后世有所考证。
这一祖案秘藏于当地信奉萨满教的屈姓人家，从不轻易示人。早在蒙古国时期，萨满教即于蒙古社会颇为流行。入主中原后，尽管蒙古人纷纷皈依佛教，但萨满教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直至今日，依然如故，而作为萨满教重要组成内容的祖先崇拜更是经久不衰。崇尚萨满教的屈氏家族不仅绘制祖案，世代相继，每逢春节都要精心供奉，顶礼膜拜，此可为其族属蒙古之一证也。
综上所见，无论是凤翔之地所流传的口头资料，抑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无不流露出凤翔屈氏一族出蒙古之史实。由于各种原因，该家族徙居关中，与当地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杂居一处，繁衍生息，互相融合，最终被汉化，成为汉族大家庭的一员，但是他们始终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源自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与习惯，以志未忘其本。
通过上文论述，可以看出，陜西凤翔屈家山出土的蒙古纪事砖写成于兔儿年辛卯（1231年）九月三日，由契丹人后裔耶律楚材之长子，时任路府剳付的古耳吉歹（耶律铉）撰文，由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之长子，时任答剌罕都护的剳耳塔阿（玉笏迷失）书丹。文中记述了木忽里（木华黎，1222年）、清吉思罕忒木津（成吉思汗铁木真，1226年）和兀歌歹汗（窝阔台汗，1231年）三次征伐凤翔的历史。在窝阔台占领凤翔后，将第四子哈喇察儿分封于凤翔，命耶律楚材子古耳吉歹（耶律铉）和塔塔统阿子剳耳塔阿（玉笏迷失）辅佐之。他们“招抚流民，赐民田足居，禁妄杀，减课税，耕荒屯田”，并设置了凤翔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奥鲁事，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与发展。
纪事砖中的哈喇察儿，即同出屈家山之《大元故钦授初立凤翔府城子达鲁花赤屈术之茔碑》碑主——屈术。哈喇察儿及其子孙，世代受命统辖凤翔政务，世袭凤翔府达鲁花赤一职，截止至正元年（1341）那海立碑，其承传次第为：高祖哈失（哈喇察儿，屈术）→曾祖扎儿台→曾伯祖答剌罕哈剌铁木儿（脱脱大王）→曾叔祖脱因不花→曾孙那海。
高祖“屈术”名称中有“屈”字，子孙遂因以为姓，兹后繁衍生息，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屈氏家族。直到今天，无论是凤翔屈家山一带百姓的口承资料，抑或当地人或多或少保留的游牧民族旧习乃至宗教信仰等，无不流露出凤翔屈氏一族来自蒙古之史实。以这些民间保存的活数据去印证历史记载（包括史书、纪事砖、碑刻等），两相发明，足证今天的凤翔屈氏无疑为成吉思汗次子窝阔台的后裔。
基金项目：甘肃省文物局2012年度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研项目“甘肃河西地区出土蒙古豳王家族文献文物研究”（编号2012053）；敦煌研究院科研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专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男，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与回鹘历史文化研究；张海娟（1985- ），女，辽宁沈阳人，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主攻西北蒙古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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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2] 张碧波、庄鸿雁：《萨满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463、491页。
[3] 窝阔台即汗位的具体过程，可参见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3页。
[4] 补注：达噜噶齐，乃清代对“达鲁花赤”的通行写法，元代不曾见。学术界常因纪事砖中有清代写法而认为该纪事砖不可信。其实，观墓志内容，显然不可能出自后人的伪造，应形成于蒙元时期，只是在清代被重新修刻过。二次形成的文献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信息流失，或者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而有所增改，造成信息失真。对这一问题的考证，可参见胡小鹏：《凤翔屈家山发现的蒙元史料及相关问题考述》，《西北师大学报》2019年第6期，第67—77页。类似的情况我们在甘肃榆中对女真后裔进行调查时也有所见。榆中女真后裔汉氏祖先之《大明故四川资县典史汉公之墓》碑出土后，因在拓印时感觉字迹有脱落现象，于是汉氏族人决定摹刻原碑。惜由于考虑欠周，所请石匠文化程度及技艺有限，竟将除大字外之原有碑文小字悉数采用简化字镌刻，甚至把“萬曆”年号错刻为“萬歷”，致使古碑虽真却似伪。见杨富学、王小红：《甘肃榆中女真遗民的调查与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70—76页。
[5] 参见杨志玖：《探马赤军问题再探》，《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1—379页；史卫民：《元代军事史》（《中国军事通史》第14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9—91页；陈高华：《〈述善集〉两篇碑传所见元代探马赤军户》，《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6—470页。
[6] 参见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ヌ』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會，2004年，第159頁；赛青白力格：《蒙古语“那可儿”词义的演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47—50页。
[7]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6页。
[8]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2—353页。
[9] 杨曙明：《陕西凤翔境内古丝绸之路考略》，《丝绸之路》2009年第6期，第26页。
[10] H. Desmond Martin, The Mongol Wars with Hsi Hsia (1205-27),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3, 1942, p. 208.
[11]《元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2页。
[12]《东平王世家》，已佚，相关内容引录于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页。
[13] [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3《成吉思汗纪》，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39页。大体相同记载又见于同书卷27《木合黎传》，第255页。
[14] [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42—143页。
[15] 余大钧：《〈元史•太祖纪〉所记蒙、金战事笺证稿》，《辽金史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辑，第365—366页（收入《辽史、金史、元史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475—476页。
[16] [宋]彭大雅撰，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国学文库本第二十五编），北平：文殿阁书庄印行，1936年，第108—109页。
[17]《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45页。
[18] 敖特根：《〈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第78页。
[19] [北周]庾信：《故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周文》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965页。
[20] РАШИД-АД-ДИН,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 М. -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0, стр. 12, 133, 135.
[21]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248、245页。
[22]《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第2716—2718页；《史集》第2卷，第12、419页；《蒙兀儿史记》卷37《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第317页。
[23]《黑鞑事略笺证》，第52—53页。
[24]《黑鞑事略笺证》，第54页。
[25]《黑鞑事略笺证》，第47页。
[26] 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8—46页。
[27] [元]王利用：《周献臣神道碑》，《山右石刻丛编》卷27。光绪辛丑年刊本。碑石现存山西省定襄县城南6．5公里之南王乡南王村西约100米处。参见丁伟高、张春雷、张永正、魏华：《〈大元故周侯神道之碑〉小考》，《文物世界》2008年第1期，第26—28页。
[28]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注释1。
[29]《蒙兀儿史记》第37卷《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第319页。
[30]《元史》卷3《宪宗纪》，第45页。
[31]《元史》卷159《商挺传》，第3739页；《元史》卷155《汪良臣传》，第3653页。
[32]《蒙兀儿史记》第37卷《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第319页。
[33]《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第3048—3049页。
[34]《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第3049页。
[35]《蒙兀儿史记》卷37《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第319页。
[36]《蒙兀儿史记》卷48《耶律楚材传》，第362—363页。
[37]《蒙兀儿史记》卷48《耶律楚材传》，第363页。
[38]《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第3464页；《蒙兀儿史记》卷48《耶律楚材传》，第365页；[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7，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905页；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国维遗书》第7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
[39]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国维遗书》第7卷，第176—177页。
[40] [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7，第905页。
[41] [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7，第905页。
[42]《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附耶律铸传》，第3465页。
[43] 刘晓：《耶律铸夫妇墓志札记》，《暨南史学》第3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Igor de Rachewiltz, A note on Yelü Zhu耶律铸and his family, 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p. 274; 孙猛：《北京出土耶律铸墓志及其世系、家族成员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第54页。
[44]《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第3464页；[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7，第901页；[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书耶律文正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73页。
[45] 邱瑞中：《耶律铸论传》（上），王叔磬、旭江主编《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1—301页。
[46]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2《为子铸作诗三十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1页。
[47] 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蒙古史研究》第3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页（收入氏著《辽金元史考索》，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9—300页）；陈得芝：《蒙元史读书札记（二则）·耶律铸生平中被掩盖的一段经历》，《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5页）。
[48]《蒙兀儿史记》卷37《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第318页。
[49]《元史》卷2《太宗纪附定宗》，第38页；《元史》卷3《宪宗纪》，第44页；《史集》卷2《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第7—8页、11—12页。
[50] 王晓欣：《合失身份及相关问题再考》，李治安主编《元史论丛》第10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51]《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七》，第315页。
[52]《黑鞑事略笺证》，第61页。
编按：本文原刊《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95—102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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